2023年1至11月，北京市新认定星巴克、塔塔信息技术等16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累计认定达到233家；2023年1至10月，全市新设外资企业1373家，同比增长13.7%，全市外资企业有1.8万余家；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市的70.3%，较上年同期提高8.4个百分点……改革开放进入第45个年头，营商环境的北京品牌已经树立并越叫越响，成为外企营商环境的“强磁场”。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形势晦暗不明的阶段，外资外企对北京的青睐和信心，正是北京市推进高水平开放、营商环境优化的生动注脚。正在徐徐展开的高水平开放的时代画卷里，北京的步伐坚定而有力，精神奋发而昂扬，一往无前，不可逆转。

　　北京对外开放水平怎么样，营商环境好不好，外商外资的选择是最直观的视角，因为北京往往是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也是能否顺利开拓并站稳中国市场的第一站。从最初小心翼翼的尝试到规模化进入，从消费品行业到高精尖技术企业，从中国市场零起步到成为各大企业的主要市场，外商外资在自身的成长中见证了北京对外开放的决心和力度，见证了北京营商环境的吸引能力越来越强。今年以来，跨国企业的掌门人或者高管纷纷来京，寻找破除保护主义抬头的方案，寻找企业未来的战略方向，寻找对全球经济形势变好的信心，足见对北京开放决心和营商环境的充分信任。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只有高水平开放和营商环境“强磁场”，首都才能肩负起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伟业中走在前列的重担。近年来，北京为优化营商环境累计实施1270多项改革举措，全市营商环境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转变，在国家营商环境评价中，北京连续三年保持全国领先。《关于北京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北京服务”的意见》日前发布，将以“北京服务”为品牌，夯实北京标准、北京效率、北京诚信三大基础，打造高效协同的京津冀一流营商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自由便利的投资贸易环境、暖心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和智慧便捷的数字社会环境等六大环境，意味着北京营商环境将持续优化。

　　同样令人期待的是，日前，国务院批复《支持北京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工作方案》，从推进服务业重点领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6个方面，提出170余项试点任务。一项项试点，将再次构筑北京对外开放的“强磁场”。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北京将持续为外资企业营造深厚的发展沃土。

　　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营商环境只会越来越好。北京将与外商一起共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为全球各市场主体开放合作提供新机遇。

　　梅赛德斯-奔驰董事会成员 唐仕凯

　　“你好，我是北京人”

　　“你好，我是北京人，你呢？”开始采访前，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负责大中华区业务的唐仕凯（Hubertus Troska）的开场白让所有人会心一笑。

　　“北京是一座很包容的城市。”在北京11年的工作和生活，让这位鼻梁高挺、眼眸深邃、身材高大的德国人找到了自己钟爱的第二故乡。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至汽车行业，北京走在前列，率先建立合资车企，从最初的北京吉普，到后来的北京奔驰，始终是汽车产业巨变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北京的包容，是中国开放的一面镜子。从市场数据到科技创新，在唐仕凯看来，中国风潮正定义全球汽车趋势。

　　我的北京印象

　　11年来，每次从德国回到北京，我都会感叹，这真是一座底蕴深厚、发展飞速、充满了向上能量的城市。以前我住在王府井时，闲暇时常喜欢骑着自行车在附近的胡同转悠，还会去日坛公园跟“北京大爷”打上两局乒乓球，虽然我总是打不赢。

　　北京奔驰十年增长23倍

　　采访中，“开放”是唐仕凯提及最多的词语。

　　北京奔驰的前身，或可追溯至新中国的第一家合资车企——北京吉普。1984年1月，北京吉普亮相，此后，上海、广州相继成立合资车企。这让越来越多的外资品牌看到了一个即将被唤醒的巨大市场，奔驰也不例外。1994年，奔驰就曾参加北京车展，并发布名为FFC的概念车。2003年，由于北京吉普市场表现欠佳，奔驰成为北汽集团新的合作伙伴，与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2005年，双方成立合资企业——北京奔驰有限公司，并于同年投产了第一款国产梅赛德斯-奔驰汽车，即“中国制造、专属中国”的E级车。

　　中国市场的潜力究竟有多大？唐仕凯分享了一组数据：当初，北京奔驰规划的年产量仅仅为2.5万辆；到2022年，北京奔驰的年产量超过了60万辆，增长了23倍。2016年11月，北京奔驰第100万辆整车下线；不到6年后，2022年6月，第400万辆整车下线了。“10年前，中国还是奔驰的全球第三大市场，如今，中国早已成为梅赛德斯-奔驰全球第一大市场，销量远超其他市场。”唐仕凯说。

　　定制“一站式”机制非常好

　　“我觉得北京的营商环境，还有我们的合作伙伴北汽，都非常棒！”唐仕凯表示，近年来，北京聚焦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数字化等领域的创新，针对本土和外资企业，都提供了很多支持。

　　让他有深切感受的是，近年来，北京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减少审批环节，“比如给外企定制‘一站式’服务，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这个机制运转得非常好。”

　　在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董事会中，中国是唯一一个专门由一位董事负责的市场，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这家外资企业对于中国市场的重视。“每次召开董事会，我都会把中国视角、中国市场需求带到会议中。而董事们每次也都会问我，未来中国市场的潜力如何？我的回答一直是肯定的！”唐仕凯直言，即便处于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市场仍展现出巨大韧性。

　　当然，中国给奔驰带来的远不止市场，近年来国内在新能源、智能化方面的创新也在影响着奔驰，乃至全球汽车行业。“中国客户更年轻，也更乐于尝试新科技，这激励着我们推出越来越多中国专属的功能。”唐仕凯告诉记者，他坚信中国市场的长期发展潜力，奔驰也会继续加大在华投资。

　　宝洁全球研发副总裁 蔡经淳

　　本土研发成为中流砥柱

　　“你看，这是我刚来中国时的入境章，是不是很有年代感！”采访刚开始，宝洁全球研发副总裁、北京宝洁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蔡经淳（Nixon Ocampochua）向记者展示了一张珍藏多年的照片。1996年秋天，菲律宾人蔡经淳第一次踏入中国。入境那天，恰巧是他的生日，也是他在华事业的开端。20多年来，北京研发中心不断扩容，成为了宝洁创新的中流砥柱，越来越多的新技术从这里走向全球。

　　我的北京印象

　　北京的城市发展太快了！我最喜欢北京的历史文化，去过几乎所有的名胜古迹。在现代化进程中，北京始终保持着独特的文化气质，古韵与现代实现了完美交融。

　　“这里有我们需要的人才”

　　1986年，宝洁中国001号员工瑞士姑娘吴凯来到中国，她发现中国人对洗发水的需求很大。两年后，海飞丝上市，由此拉开了全球日化巨头宝洁在华发展的序幕。

　　宝洁入华第八年，拥有研发经验的蔡经淳被调到中国，领导织物护理产品的开发，“我的祖父母来自福建，从小就听老人说家乡的故事，所以我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刚进入中国时，宝洁在广州建立了一个小型研发中心，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研发中心亟待扩容。如何将拓展市场与利用人才资源有效结合？宝洁将目光聚焦到北京。“这里有我们需要的人才！”1998年4月，投资逾2000万美元的北京宝洁技术有限公司在临近清华大学的清华科技园开张。

　　发展不过数年，位于海淀的办公地点就不够用了。继续扩！2010年，北京研发中心迁址到顺义。

　　如今，位于顺义区的北京研发中心园区已成为宝洁亚洲最大的研发中心，平均每年支持100余款新品上市。“你看，这是很受欢迎的OLay‘小白瓶’，它的创新就出自这里。”蔡经淳介绍，这个产品原创的技术可供其他国家的宝洁研发中心使用，中国创新不仅惠及本土消费者，也能走向全球。

　　北京市场最大的机遇是数字技术

　　是什么支撑宝洁频频扩大投资？在蔡经淳看来，除了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以北京为代表，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也为企业发展注入了信心。他分享了一个小故事。宝洁需要在各国的实验室间流转中试产品，出入境时一度存在限制。北京海关和顺义区政府得知后有针对性地出台了解决方案，现在中试产品可以顺利地寄到国外。

　　“中国的改革开放，让企业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蔡经淳说，10月，中国宣布将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这让外企普遍感到更强的发展信心。

　　经过35年的发展，宝洁在中国内地已布局8家工厂，其中两家是全球灯塔工厂，销售的产品也从最初的几种扩大到20多个品牌。

　　“我刚来中国时，外国人购物要先兑换外汇券，现在出门，连现金都不用带啦！”近年来，蔡经淳非常乐于向国外的家人和朋友展示他的数字化生活。展望未来，蔡经淳认为，北京市场最大的机遇是发挥数字技术优势，将数字化、智能化和消费品业务结合起来,“地方政府给了我们很大支持，我们有信心继续提升研发能力。中国市场仍有巨大的增长机会。”

　　松下控股全球副总裁 本间哲朗

　　深耕市场跟上中国速度

　　望着CBD窗外林立的高楼，松下控股全球副总裁、集团中国东北亚总代表本间哲朗，不经意间就会想起1991年初来北京的情形——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后，他乘中巴一路赶到国贸，开业的只有中国大饭店和国贸一期写字楼。本间哲朗说，“当时感觉中国发展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没想到仅仅用了30年。”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批入华的外资企业之一，北京是松下的第一站。

　　我的北京印象

　　北京有很多名胜古迹，像天坛、颐和园等，都是我触摸中国传统文化的打卡地。尤其意外的是，长城居然离市区这么近！八达岭、慕田峪、司马台……4年我爬了15次之多。

　　“在中国创业的城市就是北京”

　　1984年我国决定推进彩电国产化，要“高起点引进、消化吸收”。正是在此背景下，1987年，松下与北京结缘，设立了在华第一家合资企业——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双方投资284亿日元，这家公司成为当时北京市最大的中日合资企业。

　　合资公司成立后，筹划在酒仙桥附近设立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生产线建立时，26岁的本间哲朗正被公司派到中国台湾，两年时间，他习得一口流利的中文。这背后有个小故事。1979年，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先生成为首位访问新中国的知名国际企业家，随后决定每年派5个年轻人到中国学习中文，从1981年开始一直延续了20年。生产线落成后，松下开始为中国电视机厂商提供彩色显像管。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一度成为全球所有彩色显像管厂中品种最全、竞争力数一数二的公司，消费者买电视机时，会问显像管是不是北京松下的，因为这意味着其品质和寿命都是一流的。

　　“对松下来说，北京是一座特别的城市，团队在中国创业的城市就是北京。”本间哲朗感慨。

　　从家用电器到地铁自动门

　　“松下电器，Panasonic。”最初进入中国市场，松下最为人们熟知的是家电。如今，松下在中国工厂里生产的产品，家电仅占到三分之一，另外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自动化生产装备各占三分之一。北京亦庄的松下工厂，见证了这一发展变迁。过去工厂主要生产荧光灯、血压计等，后经改造成为生产LED照明灯具为主、并制造轨道交通自动门的零碳工厂。“这些都是高附加值的产品，自动门在北京地铁10号线、6号线都用上了！”本间哲朗说。

　　扎根北京多年，松下是北京市市长国际企业家顾问单位。本间哲朗对北京营商环境的变化深有感触。随着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瘦身”，外资可参与的领域扩大。2020年，松下与创新企业四维图新成立合资公司，为快速增长的动力电池市场提供数字解决方案。为让松下更加本土化，跟得上“中国速度”，2019年4月，集团成立融事业部制度和地域管理职能于一体的中国东北亚公司，总部仍设在北京。“为中国市场专设地域公司，这在松下百年老店历史上还是头一次。”本间哲朗进入公司时，松下中国业务在其全球版图的占比几乎为零，如今这一比例已高达27%。

　　今年，松下亦庄工厂成立整30年，工厂的产品和服务覆盖全球市场。“中国开放的大门正越开越大，开放程度也越来越高！”本间哲朗预测，中国团队服务全球业务这样的模式，未来还会有很多。

　　赛诺菲大中华区副总裁 朱海鸾

　　从“在中国”到“为中国”

　　作为从业近30年的“老兵”，赛诺菲大中华区副总裁朱海鸾见证着中国医药行业因改革而兴。

　　当前，中国已成长为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更是激活创新、反哺全球的重要舞台。在这一浪潮中，一批批像赛诺菲这样的跨国药企，来华投资建厂，从“在中国”到“为中国”。“我们这些年间和北京同发展、共成长。”朱海鸾说，随着北京大力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公司将进一步深化本土化布局。

　　我的北京印象

　　北京是座古老而繁华的城市，自改革开放以来，这里正日益成为一座多元化、具有创新活力的国际大都市。如今的北京，天越来越蓝，水越来越清，城市越来越美丽。

　　吸引这家药企的是“创新”

　　与其他制药巨头相比，成立于1973年的赛诺菲有些“年轻”。但用时仅31年，2004年，就一跃成为继美国辉瑞和英国葛兰素史克后的世界第三大制药企业，此后常年保持全球制药前十。创新，是这家制药企业快速发展的秘诀。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医药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行业之一，1981年，以第一家中外合资制药企业——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成立为起点，中国医药打开国门。1982年，赛诺菲进入中国市场，吸引这家法国生物医药企业的，也恰是创新。

　　赛诺菲与北京结缘，则是在1995年。那年4月，《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实施，鼓励国内外企业来这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兴业。“条例所显示的开放力度使跨国公司看到了一个重要的市场机遇。”朱海鸾告诉记者，同年12月，公司北京生产基地正式落地经开区。

　　北京生产基地首次开工时，主要对口服降糖药亚莫利进行分包装，生产车间只有6个人。经过27年持续扩产升级，目前，该基地已拥有世界先进的甘精胰岛素注射液无菌灌装线、胶囊灌装线、全封闭制粒生产线等，成为公司在亚太区最大的胰岛素注射液生产基地。“正是这些年北京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使我们得以不断扩大业务，拓展合作伙伴。”朱海鸾说。

　　离不开“北京服务”营商支持

　　医药健康产业是助推北京创新发展的“双发动机”之一。赛诺菲赶上了北京医药发展的澎湃“春”潮，大量创新药加速上市。仅2020年7个月内，快速获批上市的创新产品就多达6款。

　　这一切，也离不开“北京服务”的营商支持。朱海鸾提到，2021年底，首都之窗网站设立“涉外服务专区”，外资企业有了“一站式”服务。2023年，经开区又发布提升外企服务力度的20条措施。“落地北京以来，我们在人才招聘、业务运营方面的便利度持续提升。这些都加强了我们在北京长期发展的信心。”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成长为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也是全球医疗健康消费最为活跃的市场之一。

　　朱海鸾称，当前，中国市场不仅是赛诺菲全球第二大市场，更是重要的战略市场。中国战略的命题也正从“在中国，为中国”，到立志成为“在中国，为全球”的本土化跨国药企——更好结合国际化视野和本土市场实践。

　　高通公司全球副总裁 侯明娟

　　从“追赶者”到“领跑者”

　　高通公司全球副总裁侯明娟是个地道的北京人。小时候随离京到外地工作的父亲回到北京后，她的学生年代、求职经历，都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

　　“2008 年 北京奥运会后中国发放3G牌照，2013年中国建成全球最大的4G网络，2019年中国发放5G牌照并迅速成为全球5G发展的排头兵……”对于中国无线通信行业发展的每个节点，侯明娟如数家珍。以北京为原点，她亲历了这场全球移动通信与智能产业的跃迁式发展。

　　我的北京印象

　　企业成长与创新之路如同跑马拉松，不断前行才有更好风景。北京充满活力与机遇，未来这里还会出现更多新鲜、前沿的技术和产品。

　　以北京为原点的跃迁式发展

　　1985年，美国加州圣迭戈的一间车库，52岁的艾文·雅各布与6名通信领域的技术“大拿”好友创业了。这家以“高质量通信”（Quality Communication）命名的公司，日后成长为闻名全球的半导体和通信技术创新者——Qualcomm高通公司。

　　时间轴拨转至新世纪。2000年，CDMA（码分多址技术，后成为3G时代的基础通信技术）引入中国，高通迎来了发展机遇。同年，艾文·雅各布成为时任《中国日报》记者侯明娟访谈桌前的对象。“当时就觉得这家公司太神秘了，研发了这么多了不起的技术。”被艾文·雅各布“技术改变世界”的理念打动后，侯明娟加入高通，“创始人团队有一种来自血液里的深刻认同——唯有靠创新才能发展。”

　　这一理念在中国生根发芽，就发生在北京。高通中国的总部就在北京，1998年，高通与北京邮电大学联合成立研究中心，开启了与中国高校联合创新的序幕。2001年6月，在有着“中国硅谷”之称的中关村西区，高通投资数百万美元的CDMA研发中心落地。

　　2023年10月下旬，在美国夏威夷举办的年度技术盛会“骁龙峰会”上，高通发布第三代骁龙8移动平台。不到48小时后，全球首发第三代骁龙处理器的小米14手机就在大洋彼岸的北京发布。

　　全球首发，在如今国产旗舰手机中已成为高频词。而在十多年前，故事的开端却是另一副模样。

　　变化从2017年开始。侯明娟观察到，最先采用高通最领先芯片产品的不再只有欧美、日韩企业，中国公司的名字越来越多。如今，中国的智能手机厂家也早已从“追赶者”一跃成为“领跑者”。

　　服贸会链博会上再扩“朋友圈”

　　高通的“朋友圈”仍在扩大。今年在北京举行的服贸会、链博会上，都能看到侯明娟和同事的身影，“这里是我们结交新朋友、展示最先进技术的好机会。”

　　在外企工作20年，侯明娟也见证了北京市为外资企业营造优质营商环境所做出的努力。“市、区两级为我们送来了‘紫金服务包’，还给我们设了专职管家，我们有任何想法和意见，都可以直接与他们进行沟通，非常贴心，也让我们对在北京的发展更有信心。”她说。

　　今天，走在北京街头，从人们口袋中的手机、笔记本电脑，到马路上的汽车，很多不同类型的智能终端都有高通与中国伙伴紧密合作的成果。

　　“万物智能互联时代，希望能与我们在北京、中国的产业链伙伴携手，更好地满足爆发性的智能服务需求，释放5G与AI的巨大技术潜能。”侯明娟说。

　　施耐德电气副总裁 王洁

　　服务双奥倍感自豪

　　“北京不仅是我们中国区总部所在地，更是我们的制造中心、创新中心和赋能中心。”回顾在华发展经历，施耐德电气副总裁、公司事务及可持续发展中国区负责人王洁表示,从最初只卖产品，到后来软硬件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再到如今为客户提供降碳、绿色、数字化等方面的增值服务，施耐德电气在中国本土化的每一步都伴随着中国市场的变迁与升级。

　　我的北京印象

　　北京创新的氛围特别浓厚，跟企业家朋友打交道，大家谈论最多的就是数字化、机器人等话题。这与北京一直倡导和鼓励创新有直接关系。

　　管理层从“洋面孔”到中国人

　　1995年7月10日，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原来设在香港的东北亚总部也随之迁至北京。“注册公司，就意味着想在中国扎根发展，落地后做的第一笔投资就是在北京亦庄建厂。”王洁回忆道。1996年，懂技术又懂法语的王洁加入这家公司，从技术培训经理做起，开启了在施耐德电气27年的工作生涯。

　　扎根发展，是看到了中国蓄势待发的力量。公司的老销售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多用几毛钱一根的保险丝，而施耐德电气引入中国的断路器开关却要十几块钱一个。怎么打开销路？从刚开始销售满大街跑市场，到后来与设计院合作、共同推广行业标准，施耐德渐渐蹚出一条路。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更加安全可靠的断路器渐渐为市场所接受。“我们改变了人们用电的方式。”直到今天，公司员工依然十分自豪。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市场非常活跃，为企业创新提供了诸多场景，如太阳能、新能源及5G网络等。为了抓住中国机遇，施耐德电气一直在加快本土的研发、生产、采购进程。施耐德电气在中国已经拥有5大研发中心、29家工厂和物流中心，在华的本地供应商也超过1600家。

　　管理团队也在走向本土化。王洁说，“刚进公司那会儿，管理团队全是‘洋面孔’，到现在基本都是中国人。”

　　这款伴手礼，不太受欢迎了

　　“北京这几十年的变化根本不用说，近十年更是日新月异。”采访中，王洁分享了一则小故事——前些年，公司曾研发出一款伴手礼——插在插销上就能实时显示PM2.5数值，受到客户欢迎。现在，“北京蓝”已成常态，这款伴手礼也没那么受欢迎了。

　　不光是生活环境，营商环境的变化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2022年疫情期间，施耐德电气亦庄工厂一度闭环生产。政府部门不仅帮着想办法为员工提供住宿、防疫物资，还帮助协调上游供应商，“最终我们的生产一天没停，这在疫情期间是很不容易的。”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为40多座场馆提供节能产品和解决方案；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提供了首创的无六氟化硫绿色产品以及全程服务……在北京的许多重大活动中，都有施耐德电气服务保障的身影。当下，企业正拥抱中国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的新机遇。“作为改革开放的获益者，能够以不同形式回报城市，我们感觉很自豪。”王洁表示。

　　爱特思集团大中华区总裁 白晨铭

　　开店金街收获最大

　　“中国发展速度有多快？我在这里生活了26年，像是看到了26个国家。”白晨铭（Eugenio Bregolat Lukashov）是 全球最大的时尚零售集团之一——爱特思（Inditex）集 团的大中华区总裁，他的一口普通话字正腔圆。1985年，北京与马德里正式建立友好城市关系。两年后，两岁的白晨铭随父母从西班牙来到中国，落脚北京三里屯。36年过去，三里屯蜕变为“国际屯”，北京也成为白晨铭口中拥有无限潜力的市场。

　　我的北京印象

　　北京早已变成我的“老家”，我的孩子也有一半的中国血统。每次回来，我都会去三里屯转转，看着一群小孩在新旧景物中奔跑欢笑，让我觉得，这正是“故乡”才有的感觉。

　　消费者轻松买到欧美同步当季新品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十年，努力探索发展的道路。“我就在三里屯这边长大，那时，还没有太古里这类时髦的地方，一到冬天，家家户户都存储大白菜。”白晨铭在北京生活到19岁后回到西班牙，等他以工作身份再次返回北京时，一切已经大变样：交通四通八达，商圈大牌云集。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北京商业项目集中涌现，北京SKP、北京世贸天阶、西单大悦城、蓝色港湾……也是在2007年，爱特思集团筹备在中国开设Zara门店，调研过后，当即决定将第一家门店设在世贸天阶。“开业当天店内人山人海。”白晨铭说，这让初入中国的Zara充满了信心。

　　经营者对一座城市的信心，门店数据或可透露一二。2007年，Zara北京世贸天阶店只有两层，面积约1500平方米；2013年，这家店翻修一新，扩大成三层；2020年，Zara王府井店开业，独栋四层。印花毛衣、有机棉牛仔裤，王府井大街Zara门店一周两次上新，消费者能轻松买到和欧美市场同步推出的当季新品。

　　“王府井门店是Zara亚洲最大门店，更是世界上最好的零售地点之一”，白晨铭说，拥有百年历史的王府井大街，是传统的、典雅的，也是现代的、时尚的，“能在此开店是我们在北京的最大收获。”

　　北京是数字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门店升级，离不开北京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对此，白晨铭给出了七个字总结：稳定、透明、可预期。2018年以来，北京优化营商环境经历了从1.0版到6.0版的迭代，放宽市场准入、扩大对外开放贯穿始终。今年，对外资经营环境优化再次升级，全面取消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白晨铭说，简化各种程序后，他们能更专注于满足中国消费者的个性化体验。

　　数字化试衣间、自助收银、线下体验线上订购……消费者在Zara门店能享受到多种智慧体验。北京数字经济的发展激发了时尚品牌的数字化升级速度。白晨铭说，北京既是集团在中国业绩最好的市场之一，也是数字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数字经济仅仅是北京机遇、中国机遇的一部分。今年是中国和西班牙建交50周年，中国已成为西班牙在欧盟外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2年中西双边货物贸易额首次突破500亿美元，达到515亿美元。

　　“中国市场拥有无限潜力，我们还将继续投资。”面对未来，白晨铭充满信心：“我们看好中国市场的长期发展，相信它能为时尚产业带来更多机遇和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