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就目前北京公布的积分落户政策来看，落户门槛还是很高，特别是对低技能劳动者来说，落户北京仍然困难重重。

　　“当前我们还有一个误区，总认为一个城市越来越高大上之后，就不需要低技能劳动者了。”事实上，他提出，一个城市越发展，居民的收入水平越高，就会增加越多的服务需求，例如外出就餐、雇佣保姆等等。而服务这些岗位的人员大部分是那些教育水平较低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低技能劳动者。

　　不同劳动力之间是具有互补性的，无论高端劳动力还是低端劳动力，在生产环节和生活环节都有互补作用。陆铭介绍，这在经济学中称为技能互补原理，互补意味着在一个良性的城市生态系统中，高端劳动力和低端劳动力应该保持一定比例。

　　公共服务应该更强调均等化，按国际普遍经验，公共服务也应该更多的照顾低收入和低教育程度者。而就目前积分落户政策来看，还是高学历、高技能的人才也就是高端劳动力能够享受到更多的政策倾斜，这也意味着他们将有更多机会落户北京，更能获得市民的公共服务，“这与公共服务远行化的普遍原则相悖。”陆铭说。

　　例如，在积分教育背景指标中，《试行办法》规定，大学专科(含高职)10.5分，大学本科学历为15分，研究生学历并取得硕士学位26分，研究生学历并取得博士学位37分。“长期居住在北京的低技能劳动者，教育水平并不高。从这方面来说，他们就已经丧失了优势。”陆铭反问，“一个在北京工作了10年的低技能劳动者（比如餐馆服务员）为何就不能成为这里的永久居民？为何不能放开学历等级积分？”

　　《试行办法》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每年落户的分数线并不固定，由北京市政府“根据年度人口调控情况，每年向社会公布积分落户分值”。对此，陆铭认为毫无必要，“积分线可以随时变化，这只会让更多的人无法享受到公共服务。”陆铭举例，原先一个本科生毕业工作数年后可以达到落户积分，但是为了以防积分线改变，保证能落户北京，他可能就会选择考取研究生或更高学位来获取更多的积分。“事实上他可能对这学位并没有兴趣，他所从事的职业可能也并不需要相应的学位。”

　　早前，陆铭曾提出，在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的探索实践当中，有两个问题亟待改进。一个是政策操作过于教条，其次是存在政策歧视，即从事服务行业或体力劳动的低技能群体远没有高学历、高技能的人才‘受欢迎’。现在，这两个问题仍没有解决。陆铭说，“不光是北京，事实上中国所有实施积分落户政策的城市都还没有解决这两个问题。”因此，他并不是很看好积分落户。他表示，目前积分落户政策并没有很好地遵从经济规律，“经济规律要求市场起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政府要在遵从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作用，弥补市场不足。而显然，在控制城市人口规模上政府起了主导地位，甚至与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普遍经验相反。”

　　“一个城市人口总规模主要取决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另一个是流入地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只要满足这两个条件，城市人口增长是必然的。”陆铭指出，北京积分落户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人口增长速度和增加主体，而在采取积分落户制度之前，北京的人口增长速度已经慢了下来，这并不是因为北京没有劳动力需求，而是政府政策控制所致。

　　另一方面，积分落户制度也没有按照国际普遍原则。他介绍，在国际上，积分制是用来管理国际移民的，而且只要积分达到目的国事先所设的标准，除特殊情况外（例申请人是政府列入名单的危险分子），就一定能成功落户。而且国际上的移民积分制度主要针对还未迁移到目的国的外国人。“中国目前实施积分落户是为了限制本国居民跨地区流动，针对的主体也是已经在北上广等城市的常住人口。重要的是，满足达到积分即落户的城市少之又少。”陆铭以早已实施积分落户的上海为例，“实际达到上海落户积分标准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最后真正落户的人数。如果达到积分还不能落户，为何要实行积分落户？还不如将这样的积分制度称为‘配额制度’。”

　　积分落户究其根本是户籍问题。当然，中国现状下，要让户籍制度一下子放开不现实也不可能。“地区发展不平衡，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消化和过渡。”陆铭提出，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加快改革进度，重点要降低门槛，特别是降低居住证和积分制的门槛，避免对长期居住在当地的低技能劳动者的政策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