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同“加速度”

2019年09月29日

  

  9月25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运通航,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再添新引擎。

  稍早前的9月中旬,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郑州召开座谈会,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之后的第五大国家战略。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重大国家战略相继推出,区域发展协同性不断增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大城市群,正在打造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4.540, 0.00, 0.00%)。

  区域协同新阶段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入深化阶段,并布局、推动实施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国家战略。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后首次离京考察来到广东。他指出,希望广东联手港澳打造更具综合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2017年7月1日,在习近平亲自见证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粤港澳三地政府在香港共同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几个月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2018年10月23日,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港珠澳大桥集成了‘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三地优势互补才能成就精品。”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原局长朱永灵说。

  由此,总面积达5.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7000万,经济总量约10万亿元的粤港澳大湾区正式成型。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畅想。同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由此,“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国际重要经济往来路标。

  6年来,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截至今年8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增航线1239条,占新开通国际航线总量的69.1%。中欧班列已联通亚欧大陆16个国家的108个城市,累计开行1.3万列。中缅油气管道、中泰昆曼公路全线贯通,中老铁路、中泰铁路稳步推进。中国同“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900亿美元。“一带一路”正成长为推动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

  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彼得·弗兰科潘撰写的新书《新丝绸之路》认为,中国扮演了全球重组“催化剂”角色。古今对比,现在是“条条大路通北京”。

  “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2013年5月,习近平在天津调研时提出。同年8月,习近平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又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京津冀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2017年4月1日,“千年大计”雄安新区设立。“千年秀林”植绿1200多万株,地下管廊规划建设,启动区控制性详规公示……从规划设计转入实质性建设,“千年大计”悄然提速。

  “三地协同是跑出来的。”北京市委市政府京津冀协同办副主任刘伯正说,近年来,三地之间常来常往,走动日益频繁,“人熟、事顺、心齐,共识逐渐凝聚,自然同向同力。”

  2018年数据显示,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5万亿元,5年间年均增长6.6%。京津冀地区城镇化率为65.8%,比2014年提高4.7个百分点。三地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2361元、39506元和23446元,5年间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8%、8.2%和8.9%。

  计划下的“区域均衡”

  如今高度协同的区域发展,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却是另一番景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石碧华曾刊文表示,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前30年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区域经济发展主要由国家重工业发展战略所推动,采取的是均衡发展战略。

  彼时,国家建设和投资的重点在内陆地区,而通过两次大规模的战略“西移”,奠定了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物质基础,保证了边疆社会稳定,维护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其中两次“西移”,分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63年的“156项工程建设时期”,即由苏联援助建设的“156项工程”,主要是重工业项目,这些项目建设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以及1964年至1978年的“三线建设时期”,根据当时中共中央的部署,“三线建设的目标,是要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也正是得益于此,我国工业发展才有了首次飞跃。

  正如叶剑英1979年在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2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生产总值仅分别为257亿元、146亿元、127亿元和84亿元,到1978年分别增加至1514亿元、750亿元、726亿元和486亿元,增长明显。

  不过,也正是由于彼时的计划经济均衡发展不是建立在经济高度发达基础之上,其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加快工业化,即解决工业化的资金问题、优先发展重工业问题、城市化问题。所以,中央政府集人、财、物的调控权和支配权于一身,弱化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积极性难以得到发挥。

  “向东倾斜”

  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开始实施向东倾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从而促进了东部沿海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繁荣。

  这既是对改革开放以前30年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深刻反思,也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两个大局”战略构想在区域发展中的具体实践。“两个大局”即让条件较好的地区先富起来,以便示范、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要缩小地区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事后证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实施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无疑是正确的,不仅促进东部率先发展,进而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且推动了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同时,也为实现第二大局的战略目标和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其中,政策倾斜最直接的表现是相继建立了5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260个沿海经济开发区,26个经济技术区,13个保税区及40个新技术开发区。这些地区不同程度地享有较大的财政、税收、投资决策权、外贸自主权、利用外资审批权等方面的特殊权限。

  此外,国家还加大了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投资等多重政策利好。在“六五”期间,国家投向各个地区的基本建设基金中,东部占了42.71%,中、西部分别占36.74%和20.55%。而在“七五”计划的固定资产投资中,东部占56.5%,中部占28.8%,西部占14.7%。而随着投资体制改革的深入,投资主体逐渐多元化,国家在外资外贸政策上,增加了沿海地区的外汇使用额度和外汇贷款。1984~1990年期间,东、中、西三大地带占吸收外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88.2%、6.0%和5.8%。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简政放权的实施,强化了地区经济的利益和自主机制,东、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都很快,使区域经济成为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带动力量。特别是东部地区,凭借自身的优势和特殊政策优惠等条件,从而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轨道,也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发展。

  数据显示,1991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万亿元,2005年首次突破10万亿元。中部和西部地区均在1995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并同时于2011年首次突破10万亿元。东北地区省份较少,2001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

  但同时,这种非均衡发展在客观上也加剧了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为此,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央对区域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

  石碧华表示,随着区域差距的不断扩大,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开始自“八五”时期由非均衡转向协调发展阶段,并将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提到了重要的战略高度。为此,我国于1999年先后制定和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推出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2004年制定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2006年实施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以及2007年出台主体功能区战略等。由此,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入全面实施的新阶段。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十八大”以来,区域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发展,2018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分别达到48.1万亿元、19.3万亿元、18.4万亿元和5.7万亿元。

×